中国古代文学史题库|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跨文体成就比较

对作家创作成就的界定,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对于不同文体成就差异的原因,批评家们首先归结为作家创作才能的不均衡。因此跨文体比较与其说是比较作家对不同文体掌握的熟练程度和达到的艺术造诣,不如说是比较这两种不同文体创作成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对于跨文体创作成就的比较而言,主观性似乎更强,不同的读者会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画家创作成果的分类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 这些划分主要是通过比较来完成的。 文学史研究者将某位诗人与他的前辈诗人、同代诗人、后世诗人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其创作的高度。 这些比较虽然广泛,但有些局限。 一般是同一风格不同诗人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诗人不同风格的比较。 后者好比苏轼的诗与黄庭坚的诗,苏轼的诗与黄庭坚的诗,前者好比苏轼的诗。 但不太可能是不同诗人不同风格的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题库,比如比较苏轼的诗歌和黄庭坚的诗歌。 这缺乏学术依据,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行。 文学研究中的种种相似比较,往往是为了说明两者在题材、风格、技法等方面的关系,而不是衡量创作水平的高低。

同一种风格不同诗人的比较,至少在清代就已经出现了。 如《史记·屈嘉烈列传》云:“屈原死后,楚有宋玉、唐乐、荆柴者为佳。屈原老祖的淡定格言,谁也不敢出声。”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一种自然而巧妙的批评方式。 同一诗人不同风格的比较显然要晚得多。 六代时期也有“文文辨论”、“诗文为文”等论断,但毕竟文体种类相对较少。 古韵体的刻板化意味着中国文学韵律时代的临近,唐代韵体的类型越来越复杂。 对文人来说,一生只选择一种文体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精于多种文体也很难过大,所以文人所写的各种文体的创作水平往往存在差异. 沈德潜在《唐诗集》中以杜甫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唐代名诗人,不能样样精通。少陵诗要规整,声应该很少唱叹息。” (《唐诗别才记范例》)基于这些情况,评论家们开始饶有兴趣地比较同一诗人不同风格的艺术成就,比如诗与诗之间的比较。 :“杜子之美诗最古今,无韵者几不可读;曾子以文名天下,有韵者不善工。” (苏轼《少游诗录》)散曲间:“刘禹锡……诗多,但诗短,难思。” (《调溪语吟从话》)诗中:“(陈)士道诗词孤寂,大清巨人,文笔墨劲,倚声独曲非我特长” (《四库全书总目》)这些比喻也可以在诗体上作比喻,如五、七言诗:长七言而不长句者,高如符。”(《诗搜》内编)古律诗中:“魏应物诗胜于绝句,李德裕、吴元衡绝句胜于诗。”(《临寒桂音诗集》)

从明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完全认同这些批评家所做出的具体推论,但其中所揭示的批评理念和观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至于造成不同风格成就不同的原因,评论家首先将其归咎于诗人创作能力的不平衡。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称“属文体,少备足”。 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多次指出“各有各的本事和才能,无须一一求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所以没有必要把一切都放在第一位。” 归根结底,这可能是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与文体规范契合程度的问题。 诗人的创作人格是由他的艺术才华、审美情趣、生活阅历、写作经历等因素决定的。 文体规范更多的是某种文学方法的要求和文学语言的规则,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阻碍,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文体风格。 创作个性与文体规范之间的一致性越高,作者在这些风格中的表现就越好。 古韩也解释善学诗者与善作诗者的区别:“善文者以性论,善者分专。明而近者宜作诗,广而有见地者宜作文。” (《唐古》广东济源智县敦丘李墓志铭),钱贞正在《流星诗》中也以陆游为例说明这个道理:“适四——八言诗 不宜五古,应以五古之气缓而宽,不如四言诗长,不宜万物。

除了诗人的才华,评论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时代。 清代蒲学友焦训曾在《易遇传录》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代有其胜,得而弃,不胜而送耳。别人的。” 也就是说,文风就像世间万物一样,有必然的兴衰规律。 至于新兴风格,则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采用这种风格的画家更容易表现出色。 过了这个阶段,风格就会转入停滞或衰退期,画家很难有突破性的成就。 在焦勋看来,唐五古不能与汉魏六代五古相提并论,元曲也不能与宋词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属于“余灵”。和流浪的精神”,但遵循前人的剩余线索。 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对于南宋某位诗人来说,很有可能诗不如词。 王国维也持同样观点:“唐中叶以后,诗歌几乎成了羊羔和鹅的工具。因此,五时节和清初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诗作(除了你们一两个)王朝,而词独当其盛。……孝道者,少游者,远不如诗。” (《人间词话》)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也结合了以上两种观点,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回答:“白仁夫的《秋夜梧桐雨》剧,沉雄的悲情,是韩馥。然《天籁词》浅薄,不足为嘉轩奴仆,造者易,事业难,可否? 王国维以白朴慈为例,强调了时代障碍和人才差异对创作成就的影响。

批评家有一种内在的机制来比较同一位诗人在不同风格下的成就。 众所周知,画家创作成就的比较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但这些比较一般仅限于同一风格的不同诗人的创作,如李杜质论、主要是李杜诗论。 这是因为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规范,很难直接比较,就像体育项目中的慢跑和跳远不能直接比较一样。 因此,跨文体的比较,与其说是诗人对不同文体把握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力的比较,不如说是比较这两种不同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陈廷倬《白玉斋词话》述明了这些比对的原则:“东坡古诗文,百世之杰,世人皆知。 、中、下。如果是一个字,那几乎是在上之上。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杰作,可惜数量不多。” 陈廷倬说,苏的词在诗中是上品,中下,这是苏词与别人的诗比较后得出的推论;苏的词在词中上品以上,这是苏词的位置在词体发展史上,《诗九品》与《词九品》其实是两个平行的系统,但人们会默认两者是等价的,从而可以将苏诗与苏词相提并论。

与此相关,评论家也意识到,在画家所使用的各种风格中,往往有一种风格稳居主导地位,是诗人最喜爱的,在这些风格中的创作成就也最为突出。 . 其他的文体风格都表现出接近这种文体风格的倾向,这就导致了文体特征之间的相似性。 也就是说,能够影响领域的文体,具有更高的创作成就; 受到影响的文体创作成就相对较低,如“子美胜于诗,散文如其诗文”(李芾《与侯墨秀才书》)。 这些风格、形貌上的相似,虽然在创作上有一定的不自觉性,如“苏词如诗,秦诗如词,此以学意,不自觉”(程举赋《体晴川乐府》),“魏应物绝句似古,柳长卿诗如法……亦因自然之便,易学”(《七修课》草稿”)。 所谓“学而生”、“学而生”,是指在画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创作智慧和审美情趣的驱使下,自然流露出的某种创作倾向。 如苏轼的性格豪放潇洒,诗歌清朗大气,充满奇异色彩,诗歌呈现出类似诗词的风格; 而秦观性格多愁善感,容易忧伤,诗风比较温和,作词自然如词。 毕竟,艺术家的才华决定了他更适合用哪种风格来写作,而他笔下的其他风格可能会接近这种优越的风格。

画家笔下各种风格的创作水平参差不齐,但读者一般最关注的是他最擅长的风格,自然而然地将画家分为“诗人”、“诗人”或“散文家”为主的行列对此。 获得这样的称号并不意味着诗人不从事其他文学创作。 刘辰翁在《新嘉轩集序》中说:“嘉轩心中有前世今生,只以资为词,必能作诗,非如此也。” 方向。 古人所说的“以诗出名”、“以言出名”,就是这个意思。 苏轼《张子业诗选后》说:“张子业诗老巧,词是别技……但词通不过词。” 我觉得张宪的诗也很崇高,可惜诗名被词名所掩盖,不为世人所知。 宋末诗人方岳也曾感叹:“谷非无言,诗盖之;淮海非无诗,言盖之。” 《现代动词手记》“秦启与黄酒”分属宋末前文人与诗人的两大阵营。 然而,在今天的各类文学史专着中,黄庭坚仍被视为诗人,秦观被视为诗人。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中说:“人生有两种本事,第一种本事略粗,则为精所掩;也可用理论来说明上述文学现象。

“诗人”、“诗人”等称号的确立,代表了社会对画家创作身份的认可。 虽然有时候这些决定并不完全符合作者自己的意愿,但作品作为既成事实流传下来后,他也不得不接受。 “刘启清著作甚丰,无一传于世,独以乐名”(《清博刊》)。 刘永以词出名,词的流行也影响了武试,虽然他本可以从事其他体裁的创作。 《夏录》云:“咏仪善为人作文,而我先因此得名,后因疲倦而后悔,又三改名,终不能存。在选择技术时不要大意。”

清代时,评论家还将同一位诗人所写的各种文体的创作成果进行比较,从而依次排列。 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陈师道:“词不如诗,诗不如诗,诗不如诗,散曲不如律诗。 “ 这种思想如果用物理学中的不等式来表达,可以看得更清楚:(陈师道)五路>五绝>五谷、七谷>七绝、七绝>词。 明代王士珍亦感:“叔雍、介夫文胜于词,诗胜于诗,诗胜于书。子瞻之书胜于词,词胜于画,画胜于诗。”陆贽书胜于词中国古代文学史题库,词胜于诗,诗胜于文。少游词胜于书,书胜于文,文胜于书胜于诗歌。” (《忆园·卮言》) 王士珍的评价其实并不公允,至少黄庭坚的诗胜于他的文字,但也显示了对作者创作成果总体把握的企图。

文学中的比较本来就很难脱离主观性,评论家各有喜好,评价肯定不尽相同。 对于跨流派的创作成果比较,其实主观性更强,不同的读者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王诚《书·周辞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程正伯以诗名,乡里人皆知。余庆年年游京城,见朝臣常称道正伯之。”词句。杜尚书右公以为不然,曰:‘郑伯文太古诗。’”有时,这些比较推论会变得荒唐愚蠢。 》),这完全违背了杜甫的创作现实和散文史上的结论,着实让人怀疑他的骈文眼光。至于艺术家本人,他或许也表达了对文中普遍评价的不以为然。李东阳在《怀录堂诗谈》中说:“张东海如笔隶书为初代,诗亦清朗刚劲……我尝其书不如诗,诗也。”不如文学。 有庆大字不如篆字。 玉玺曰:“英雄如此欺人,不可信。” 张弼在楷书方面的成就极高,但宁可说他的诗胜于楷书,李东阳则说他是“好汉欺人”。 的确,这恐怕是个别诗人夸大和突出自己的一种方式,时至今日仍可见一斑。

批评家们也意识到,既然诗人在不同文体创作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就应该对其进行公正的评价。 清代陈山在《门里新话》中说:“论人无以其短而弃其长,无以以其长而护其短。”自论应该基于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也就是说,对于画家来说,对于批评家来说,长处和短处都应该培养; 对于评论家来说,好的坏的都应该讨论。 同样针对不能兼而有之的问题,明代大儒叶适在编撰文集时希望通过保留好的、删去坏的来解决。 诗歌,欧阳小苏不善散文,曾子谷短于韵,黄禄之短于散文句,苏子瞻的诗如诗,秦少游的诗如诗。 这些人物都是以文出名的,人信不信,也很难研究! 学习作品之难,根源在于人才不能甜,更在于剪辑师的取舍无能。 还! 想借校长的短板,那几篇公文就不要谈了!”叶石觉得“人才不能甜”是避免不了的,但编选文集的时候,小编却有主动选择作品,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严格筛选,去粗取精,这样才能保住作者的声誉。当时,这是一种替代策略。

《光明晚报》(2022年07月25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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