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辞典题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追忆辞书编纂学家黄鸿森

2月20日下午1点，突然接到伊利的电话。 他抽泣着告诉我，他妻子的身体很不好，估计活不了多久了。 脑袋嗡嗡作响，还牵挂在北京疫情中的心突然提到了喉咙，泪水涌了上来，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对伊莉说什么。 几个小时后，噩耗传来开心辞典题库，我的恩师黄鸿森先生去世了。

老师来了，被中学生顶礼膜拜。

我是因为加入了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而爱上了黄老师。 中学还没毕业，我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打击。 我下乡插队，在工厂打工谋生。 转眼间就过去了将近六年。 直到1978年进入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我才觉得自己有了一份可以依靠的事业，有了一份真正值得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黄宏森

当时，我似乎是利用课余时间在北工大函授了三年，但工作需要与自身能力的巨大差距还是让我焦虑不已。 一种对知识和素质提升的渴望时常涌上心头。 不过，我很幸运。 出版社的领导和朋友中不乏著名学者，这就导致了很多讨要好处的机会。 其中，翻译家、词典编纂者黄宏森先生的殷切教学一直使我受益匪浅。 我从心底里相信他是我最尊敬、最敬爱的老师。 .

黄先生1921年出生于江苏瑞安，自幼丧父，中学毕业后只好当学徒。 抗清战争时期，任《浙江晚报》等多家报刊特约记者，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众晚报》、《自由高峰报》任记者，并为大公报、经济周刊、金融时报等报刊撰写经济问题通讯和时评文章。审查和观察。

解放后，黄先生从华中新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从事数据工作。 谁料好景不长，被冤屈三年（十一届一中全会后平反，法院判决：撤销原判，他被无罪释放）。 在狱中，他参与翻译了《苏联百科全书》和《简明经济学辞典》，主持翻译了《政治辞典》。 入狱后，在南京翻译社当翻译。 翻译、主编《世界约会史》、《近代史》、《古巴地理》等著作。 其后翻译、校对《欧文文集》、《圣南门学说释译》、《自然政治论》、《黑格尔批判传》、《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等多部学术专着和词典， 《神话辞典》。

1979年6月，黄先生到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 十几年来，他仿佛根本就没有休息过，接连做着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 其主编的《中国天文大百科全书》卷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第一示范卷，随后参加了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矿冶》、《力学》 《交通运输》、《建筑·风景·城市规划》等专着的编辑工作审阅了其他20余部专着的部分稿件。 还参与了《全书》编辑主题的制定工作。 这些创造性劳动所涉及的智慧和艰辛可想而知。

在第一版即将出版时，他转而对第一版已出版的部分学术著作进行督导和总结，编纂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百科全书——《黑龙江大百科全书》。 后参与编纂各类百科全书，包括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地方性百科全书《北京大百科全书》、《澳门大百科全书》等，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全书、中国湿地百科全书、京剧百科全书等，以及多部美国百科全书的译编。 正如他自己所说，“编写百科全书，是解决一个问题在中国的第一次，在编写一本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听到、思考、讨论、记忆和描述”。 业余时间，他撰写了《百科全书编纂探索》和《回顾与展望——百科全书编纂思想》两部探讨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实践的专着。

黄先生为出版社编辑、审稿人，中国字典学会百科全书专业委员会顾问，各类辞书、报刊特约审稿人、顾问或专栏作家。 他没有采纳那些专项合同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出版了《报刊差错记》、《报刊纠错实例》、《文章医案》等专着。

黄先生在年事已高完全下班后，依然关心着出版社的点点滴滴，关注着变革浪潮中民族出版业的发展。 他越来越专注于百科全书和词典编纂理论，报刊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 九十高龄继续创作，着有《近代辞书远眺记》和《百科全书编修》两部专着。 正如词典学会在其讣告中所说，先生“为中国词典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出版界大师徐世古先生看完黄先生的文章后，用16个字对黄先生进行了称赞，称赞他是“眼光如炬，细心如发，博学通才，模范编辑” ”。 出版界领导称先生为“虽非大官，却是大儒”。 黄先生此评当之无愧，2008年，黄先生被选为汉语词典事业终身成就奖——汉语词典编纂者的最高奖项。

记得1982年，我调到《环境科学》编卷组，从事编书阶段的文字处理工作，得以与黄老师一起编书。 在此之前，我还在做《物理学》卷的一些子学科的选编、起草和初审，并没有一句一句地审稿子。 来到环境组，面对成堆的稿件，如何去重填空，如何润色文字，如何统一术语和数字，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修改稿件时，我经常看不到别人。 我注意错误的句子和拼写错误，而忽略数字的使用。 我注重层级结构而忘记解决项目之间的矛盾。 三天的工作，收获不多，问题也不少。 可能是黄老师看我不差，还在努力，就说：我看看你修改的稿子，改好了你再看看，好吗？ ？ 就这样，我和黄老师“合作”了相当长的时间。 想想黄老师的修改稿，就好像在上编辑商务课。 他只是不经意地改了一两句话，就会使整篇稿子顺利进行； 层级的调整和标题的权衡，使词条的结构更加严谨； 错句、错别字都逃不过黄老师的眼睛。 除此之外，有时候他还会附上一段说明改动的原因。 他经常告诉我，编辑每改一个字都要经得起质疑。 他那炽热的眼神，缜密的思考，朴实的文字让我敬佩，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黄先生经常谦虚地说自己是“科学文盲”，但他提出的学术问题关键在于他的见解，令编辑乃至学科专家佩服。 我问他怎么做。 我不记得他回答的原话了。 大致意思就是一篇好文章的内容一定要有清晰的逻辑关系。 是作者表达不准确，所以作者本人并没有完全松开知识的真正含义，所以这些手稿的编辑必须注意。 有时候我的稿子改错了，黄老师会帮我分析为什么这次改的这么好，有什么好。

在编辑彩图说明时，黄老师耐心地教我整理图片标题，并教我区分图片标题和文字中的注释，为需要编辑的图片做准备彩色图片目录。 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走一步看两步的工作方法，也让我受益匪浅。

《环境科学》的卷发排完后，我和黄老师就分开了。 我去了地学系，黄老师还在理工系。 无论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会向黄老师请教。 直到他90岁退休在家，依然如此。一个词的用法，一个词组的变化，一段历史动乱的来龙去脉，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一个曲子的分合汉语拼音等等，先生真是有求必应，不会因为问题幼稚可笑而拒绝。 有时候不是我得到答案后举一反三，而是黄老师发现我也有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所以故意提醒我注意。 为了让我从理论的角度看待那些写作问题，他不停地给我推荐好书，送我好书。 经常阅读卢书祥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字》、林随芳先生主编的《标点符号的学习与运用》、《古籍索引总论》、《新华拼音词典》 、《新华新成语词典》等，都是先生献给我的，其实，献给我的还有先生自己的专着和专着。 他在阅读中获得了经验，想到了一个常见句子错误的原因，新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 他看到我就告诉我，问我的想法，鼓励我写文章。 我经常说我工作太忙，耽误了写作，但我丈夫并不怪我，上次见面他还会和我聊其他话题。

黄先生是寻寻圣人。 他总是慢慢地教我这样的中学生，没有丝毫的傲慢。 这让我告诉我丈夫我不想对别人说的话，即使是对我的家人。 记得三十七年前，我的好同事科技部物理组焦安超意外离世。 那时，我正在父亲家休丧假。 那时，我丈夫的房子离我母亲的房子不远。 我想也没想就搬到了老公家，含着泪，比划着把我们的往事告诉了他。 先生只是静静地听着。 为了安抚我，他翻出解放前先生发表的《大公报》等文章的剪报，讲述了他半生的艰辛经历。 这让我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我觉得以后如果能像我先生一样继续奋发向上，取得这样的成绩该多好。

我的老家是山东宁海，和老公是大亲戚，但从来没有在广东生活过。 闲暇之余，我喜欢听先生兴致勃勃地讲述家乡瑞安的文人轶事、风土人情和典故，深感他的言语中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 甜甜先生给了我一篇阮立成署名的文章《娄士仪的夏天》，说是他回老家看望老友时，受老友托转给我的。 细读才知道，1930年代他的妻子楼世仪被关押在北京中央军事看守所时，阮立成是一名看守，亲眼目睹了母亲在狱中不屈不挠的表现。 母亲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的经历。 母亲被打成“汉奸”的错案，“文革”后已被组织平反，但这篇文章是普通人对母亲的褒奖，意义不同。 当王老师把文章递给我的时候开心辞典题库，我被他慈祥的脸庞感动了，忍不住说了声谢谢，谢谢。

黄先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对我的人。 他也很关心社团里的其他同学，尤其是低年级的同学。 为提高青年编辑的业务水平，出版社经常组织专业培训和讲座。 王老师多次教我们百科选文的原则，如何判断词条的可用性，如何修改稿件，如何确定词条的定义或定性表达，成语和引文的使用等等，以及其他工作中的常见问题。 他很负责，不仅请教，还应试。 看到年轻人的进步，他发自内心地高兴； 他对不负责任的修改不以为然，甚至有一次晕倒了。

你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吗？ 有这样的老师，你能不敬爱他吗？ 现在老公不在了，但因为疫情，我也不能再送他了。 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把他对我的恩情写下来，以寄托我的怀念。

（本文作者楼穗由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审校）